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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战俘特别营的存在是证伪卡廷事件的有力证据

发布时间:2019-07-22 02:4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无论是1943年的法西斯德国、现在的波兰,还是苏联戈尔巴乔夫及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当局均认为,1940年春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斯摩棱斯克州的卡廷森林屠杀了波兰战俘。但苏联调查“卡廷事件”的布尔坚科委员会早在1943年已明确指出,1941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之前,斯摩棱斯克州存在着3个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波兰战俘一直在从事修筑公路等劳动。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后,“特别营”落入法西斯分子的魔掌,之后,波兰战俘被德国法西斯军队杀害。2012年3月,俄罗斯独立调查人弗·施韦德关于“卡廷事件”的专著《卡廷:当代问题史》出版,其中的一章披露了大量材料,证实了该地区“特别营”的存在,以及布尔坚科委员会关于波兰战俘来不及疏散而惨遭法西斯军队杀害的说法是正确的。

  无论是法西斯德国、现在的波兰,还是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都认为卡廷屠杀发生在1940年春季,即卡廷大屠杀是苏联所为,苏联应对卡廷惨案承担责任。但苏联调查卡廷犯罪的“布尔坚科委员会”早在1943年已明确指出,1941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之前,斯摩棱斯克州(卡廷森林所在州)存在着3个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波兰战俘从事修筑公路等劳动。也就是说,波兰战俘并没有在1940年春季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卡廷大屠杀发生在1941年7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该地区之后。

  因此,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之前斯摩棱斯克州是否存在“特别营”是查明卡廷屠杀真相的关键:如果“特别营”子虚乌有,说明波兰战俘是1940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廷直接杀害的;而如果“特别营”的存在被证实,则毫无疑问,卡廷屠杀的元凶是德国法西斯分子,苏联屠杀波兰战俘之说不攻自破。

  2012年3月,俄罗斯独立调查人弗·施韦德关于卡廷事件的专著《卡廷:当代问题史》出版,其中的一章披露了大量存在“特别营”的证明材料[1]。他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健在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当事人的回忆;对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好感的一位波兰人所著《卡廷森林》对卡廷屠杀真相的揭露;卡廷大屠杀中逃生的波兰战俘的说法;曾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州“特别营”的一位波兰军官后代提供的证词;独立调查人员获得的档案材料证据等。现将该章摘译如下供参考。

  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第136独立押解营通信主任阿·卢金证实:1941年,斯摩棱斯克近郊存在着关押波兰战俘的“卡廷营”

  关于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卡廷营(即尼·布尔坚科委员会1944年撰写的关于卡廷事件报告所提到的关押波兰战俘的2号特别营)的存在,曾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第136独立押解营通信主任的阿·卢金,对记者弗拉基米尔·阿巴里诺夫[2]的讲述进行了证实。阿·卢金十分肯定地说,1941年,第136营负责警卫3个营:尤赫诺夫、科泽利斯克和卡廷营。卢金多次向弗·阿巴里诺夫重复这一事实:卡廷存在着这个营。

  特别营疏散的中断,是由于苏联时期常见的原因——部门管理混乱。而这一原因又因战争而更加突出了。自1941年4~5月份,维亚济马特别营(在此之前组织上属于铁路建设营总局—ГУЛЖДС系统),将其12个分营中的9个分营(即АБР—“沥青—混凝土区”)由建设莫斯科—明斯克公路,改为在白俄罗斯建设军用机场,并归机场建筑总局(ГУАС)负责。以格·艾·萨尔基相茨为首的维亚济领导从维亚济马搬至奥尔沙,奥尔沙距新的工作地点不远。但3个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依然留在原斯摩棱斯克州的驻扎地,转为搞道路修建工程,工程由公路总局(ГУШОСДОР)负责。而自1941年7月2日开始,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同一天的第00849号命令,维亚济形式上完全从铁路建设营总局转归机场建筑总局管辖。结果,因为走马灯式的组织变动,在战争初期的混乱中,3个“特别营”就这么简单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3个总局之间“不翼而飞”。

  二、《卡廷森林》对卡廷屠杀线年代末,罗穆阿尔德·希维亚泰克-霍伦撰写了研究卡廷惨案的专著《卡廷森林》一书[4]。由于该书阐述的事实和观点不符合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关于卡廷事件的政治结论,至今,无人将它翻译为俄文。

  希维亚泰克于1928年出生在西白俄罗斯境内的地主家庭,当时该地区是波兰的一部分。1950年他曾被苏联逮捕,被判5年劳教。1951年夏,判决取消,决定在利沃夫对该案重新进行侦查。1952年5月,喀尔巴阡军区军事法庭判处希维亚泰克25年劳教,剥夺公民权和选举权5年。1956年9月,最高苏维埃将其25年刑期减至7年,但很快又将其释放。由此可见,希维亚泰克对苏维埃政权并没有特别的好感。

  根据希维亚泰克的说法,作为英国的侨民,他起初相信,卡廷的波兰战俘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的。后来他从“狱友”口中得到了有关卡廷问题新的、不为人知的材料,这些材料迫使他改变看法。1968年,他带着《面对红色法庭》一书的手稿回到英国,该书中的一章对有关卡廷屠杀的“德—波说法”提出怀疑。之后,这一章扩展为《卡廷森林》一本书。

  根据科特利亚尔的说法,这位军官本人承认他参与了在卡廷对波兰人的屠杀。而且,该德国人同意到卡廷现场指认,屠杀波兰战俘是如何进行的。他从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那里得到了与德国人赴卡廷出差的命令。科布洛夫当时任苏联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管理局局长。他是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的弟弟,波·科布洛夫是斯大林亲自确定的“三人小组”成员,该小组在1940年春决定着波兰战俘的命运。众所周知,哥哥波格丹一直是弟弟阿马亚克的保护人。

  1942~1943年,梅德韦杰夫的游击队在罗夫诺州一带(乌克兰)活动,游击队不仅在敌人的后方进行了破坏活动,而且也为掩护苏联传奇式特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提供了保障。库兹涅佐夫以德国军官保罗·西贝尔特的名字为掩护在罗夫诺进行活动。除此之外,游击队情报人员努力吸收新人参加游击运动。常有一些愿意与希特勒分子作战的城市人和农村人加入游击队。梅德韦杰夫详细描写了一个人的情况,因为该人的外貌让他惊讶。

  戈尔博夫斯基对游击队员们说,1939年他被苏联俘虏,1941年夏他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当1941年7月份德国人占领战俘营后,波兰人兴高采烈。大家都相信,很快就会返回祖国。但德国人提议加入希特勒军队,开始说自愿加入,之后则是以枪毙相威胁。最后,拒绝者——他们超过90%,每天以100~200人为一批,从战俘营带到不知什么地方。

  需要做下述补充。对上述内容的分析证明,梅德韦杰夫对戈尔博夫斯基事件的描述,是作为例子说明,有哪些不同的人甚至是怪异的人加入了游击队运动。他没有强调戈尔博夫斯基在斯摩棱斯克近郊波兰战俘营的情况,只是把他作为一个组织了游击队的奇怪的波兰人加以介绍。因此,认为梅德韦杰夫“杜撰”了一个叫戈尔博夫斯基的人,并以此证明“特别”战俘营存在的事实,可谓荒唐至极。

  1940年5月11日,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事务管理局1940年5月5日的059/1号命令名单,安东尼·戈尔比克从科泽利斯克被押送至斯摩棱斯克。在这一名单中,他的名字是54号。在1943年的德国掘尸检验名单中,没有安东尼·戈尔比克(或戈尔博夫斯基)的名字。但在卡廷纪念综合体纪念碑上,似乎1940年已被处决的安东尼·戈尔比克(Antoni Gorbik,1913年生人)占有一席之地。

  之后,在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下,他组建了游击队并与纳粹分子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44年在西乌克兰地区的波兰游击队被解除武装,波兰游击队员被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集中营,以查清他们与波兰国家军的关系。就这样,戈尔比克再次被关进苏联战俘营。之后他的命运已无人知道。根据某些材料,1945年他回到波兰。

  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战俘营,德国占领该地区后,波兰战俘被德国人杀害2006年夏季,《卡廷秘密》一书的作者希维亚泰克在互联网上收到了秋明居民阿纳斯塔西娅·米罗诺娃的一封信,米罗诺娃在信中说,她的曾(外)祖父叫罗加伊沃·波卢扬·米哈瓦(Rogajo Polujan Michaa),1884年生人,曾是波兰中尉,被关押在科泽利斯克战俘营,1940年春转到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战俘营,1941年秋在科济山林中旷地被德国人枪杀,1943年在卡廷的尸体检验号为1757(Rogala,Polikarp,Obltn.2 Ausweise)。

  1940年,当外祖母得知父亲——波·罗加伊沃从科泽利斯克战俘营转到斯摩棱斯克城郊的战俘营后,她与母亲卡塔尔齐娜·罗加伊沃(Katarzyna Rogajlo)到了那里尽量与他保持联系,弄点儿吃的。每一次,当俘虏们被带去劳动,她们总是设法接近俘虏队伍,多少也能了解一点儿关于我曾姥爷的一些情况,同时送给他一些吃的、衣物……纳粹分子入侵苏联之后,她们失去了与俘虏联系的机会,除此之外,她们自己不得不东躲西藏,但在此(1941年夏)之前,她们能定期得到关于他的一些情况……

  1941年7月,我外祖母的母亲卡塔尔齐娜·罗加伊沃被捕,而外祖母安娜·罗加伊沃当时15岁,与其他一大批占领区的小孩儿被送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斯摩棱斯克居民伊涅萨·雅科夫连科将我的外祖母当作自己的侄女儿疏散到那里)。就这样,我外祖母安娜·波卢扬诺夫娜·罗加伊沃变成了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雅科夫连科,但亲人们都叫她安娜。

  没有理由不相信阿纳斯塔西娅·米罗诺娃。她无意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其牺牲在卡廷的波兰中尉的亲属关系。她对牺牲的曾(外)祖父命运的关注只是在她两次被拒绝发给波兰签证之后,并因此通过互联网讲述了她拟赴波兰产生的问题。还有一个事实推动她这样做,即她的外祖母安娜-亚历山德拉·罗加伊沃-雅科夫连科(Анна-Александра Рогайло-Яковленко)也曾被禁止回波兰。波兰当局对卡廷牺牲人员亲属的特殊关注非常奇怪。

  关押波兰人的“特别营”并非虚构2004年6月,“卡廷真相”项目协调人谢尔盖·斯特雷金在俄联邦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些此前不知道的文件,这些文件证明,1940~1941年斯摩棱斯克以西,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3个劳改营,劳改营对被判刑的人实行特殊的警卫和关押制度。劳改营是1936~1941年存在的维亚济马劳改营的组成部分。1941年维亚济马财务报告文件证明了它们的存在。

  维亚济马劳改营由12个分营组成,其中9个分营关押着被判刑的苏联公民。但关于另3个分营,9号斯摩棱斯克沥青-混凝土区、10号库普林斯克沥青-混凝土区以及11号克拉斯宁斯克沥青-混凝土区分营的人员情况,没有相关资料。在调查中发现,这3个分营的财务报告,不是按战俘营,而是按生产单位走账,而这些生产单位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谓“沥青-混凝土区”。[14]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档案部门关于斯摩棱斯克近郊存在“特别营”的材料不仅被精心隐瞒,而且还到处藏匿。比如,已经查清,在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场建设总局文件分馆没有维亚济马劳改营3个分营(即9号斯摩棱斯克、10号库普林斯克和11号克拉斯宁斯克)沥青-混凝土区负责人关于1941年夏疏散人员和设备情况的解释报告。维亚济马劳改营其余9个沥青混凝土区有这样的报告,而上述3个分营没有报告!因为一旦报告公开,所谓1940年春苏联在卡廷大规模屠杀波兰军官的说法将不攻自破。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以上所说的3个分营的文件究竟包含什么秘密,以至于要采取这类措施对它们进行隐瞒?也许,至今进行隐瞒是因为对波兰战俘进行判决和将他们关押到“特别营”的事实违反国际协议。但这样的观点可信度不大,哪怕只考虑以下因素:苏联审判战俘的罪行与屠杀这些战俘的罪行相比,要小得多。或者,至今还有人特别希望,让苏联继续充当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的罪犯?

  1ВладиславШвед:Катынь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вопросаООО《Алгоритм-Издат》,стр164-191

  14см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ая записка к годовому отчету Вяземлага НКВД СССР за1941гп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автомагистрали Москва-МинскГАРФ,фонд № 8437,опись № 1,дело №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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